国博电子2024年三季报显示，公司主营收入18.14亿元，同比下降35.83%；归母净利润3.06亿元，同比下降31.93%；扣非净利润2.99亿元，同比下降27.25%；其中2024年第三季度，公司单季度主营收入5.11亿元，同比下降43.51%；单季度归母净利润6185.33万元，同比下降56.28%；单季度扣非净利润6133.97万元，同比下降51.14%；负债率25.29%，投资收益160.83万元，财务费用-1919.19万元，毛利率36.3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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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在非连续任期内再次当选的总统，以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政策立场在全球政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他的形象充满矛盾——既有传统保守主义的一面，又在某些方面大胆冒险，带有一种“另类”的色彩。这种对立的个性也贯穿于他的政策实践中——看似不拘一格、出人意料，然而他连续当选证明了其施政风格并非“冲动行事”，而是在自洽的逻辑框架下追求“让美国继续强大”的核心目标。其政策显著特征在于其“非对称性”，常表现为极端对比与强烈反差。这种策略一方面打破了多边体系的一些惯例，削弱了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性；另一方面也巩固了美国在一些双边关系中的谈判筹码。特朗普的施政风格和政策导向，或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，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的结构性影响。
外在表现：内外矛盾不统一
特朗普政策的核心特点体现在“非对称性”，因为它们常常以对内、对外不同的标准操作，展现出极端的对比与冲突。
一是对内减税，对外加税。
特朗普在国内积极推动减税措施，以此激励企业投资和扩大生产，提高就业机会。尤其是2017年通过的《减税与就业法案》大幅降低了企业税率，这一政策给美国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税负减轻，激发了投资的积极性，促进了经济增长。然而，在对外政策上，特朗普却不断增加关税，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进口产品，以追求所谓“公平贸易”，其核心目的是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。这种内外政策的非对称性，不仅反映了特朗普对内外不同政策目标的明确分割，也突显了其追求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立场。
二是支持传统，拥抱科技。
在表面上，特朗普的政策显得传统，捍卫美国的传统工业，如石油、煤炭等传统能源，放宽能源开发的监管限制。但同时，他对高科技行业显示出一定的支持，认为人工智能（AI）是世界新兴产业之一，将废除拜登政府对该行业的限制。这种对传统与科技的“左右开弓”，实际上体现了其政策的平衡性：既维护美国传统产业的利益，保障蓝领群体的就业，又通过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。
三是放松经济监管，加强移民管制。
特朗普通过放松企业监管来刺激国内经济，以期减少企业经营成本，增强其市场竞争力。但在移民政策上，他却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管控政策，如推行“零容忍”政策，试图通过边境墙、加强执法等措施减少低技能劳动力的进入，从而增加美国本土劳动力的竞争力。这种政策的非对称性，体现了特朗普“保护美国工人”的核心诉求。
四是高举自由旗帜，推行单边主义。
尽管口号上宣扬“自由贸易”，但特朗普的实际政策更倾向于单边主义，频频威胁退出多边贸易协定，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（NAFTA），并推动与加拿大、墨西哥重新谈判签署了美墨加协定（USMCA）。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美国在双边贸易谈判中的优势，但也引发了盟友的不满，削弱了多边体系对美国的支持。
内在逻辑：让美国继续强大
特朗普这些非对称政策的背后，是其深层的目标——“让美国继续强大、重新强大”。这种逻辑体现了特朗普的独特人格：他追求政策上的独立，不拘泥于传统规则，往往以“美国优先”为唯一标准。
一是重塑经济实力，巩固全球竞争力。
特朗普通过减税和放松监管的方式，试图重振美国经济，特别是制造业的竞争力。其政策的核心逻辑是让美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重新掌握主动权，减少对外依赖。这种逻辑下，美国经济的“再工业化”成为政策重点，特朗普希望通过激励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，增强美国在高科技、能源等领域的自给自足能力，以此减少对外国的依赖。
二是增强军事和科技优势，捍卫国家安全。
在特朗普的政策框架中，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紧密相关，他通过增加国防开支、保护关键技术、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等方式，试图维持美国在军事和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。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背后，是对国际地位的维护，确保美国在面对挑战时拥有足够的战略主动权。
三是“美国优先”背后的民粹色彩。
特朗普的政策逻辑中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。他的许多政策，例如减税、限制移民等，都是直接服务于他的选民基础——中低收入的白人劳动群体。这些政策体现了他对本土利益的偏重，试图通过减少外来竞争、增加国内福利的方式，赢得更多的政治支持。
非对称政策的结构性影响
特朗普的非对称性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结构性的影响，具体表现如下：
首先，风险的结构性。
特朗普的政策增加了全球贸易链供应链的不稳定风险。例如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，增加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，导致全球供应链的扰动，最终引发通胀压力上升。而在其他方面，他对高科技行业的支持和对基础设施的投入，使得科技风险和基础设施风险有所降低。这种“此消彼长”的政策效果，造成了全球经济风险的重新分布。
其次，冲突的结构性。
特朗普对外推行单边主义，引发了与各国的贸易冲突，尤其是潜在的大幅提高关税，旨在为美国争取更多利益。然而，贸易冲突不仅影响了贸易和投资关系，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自由贸易体系的质疑，或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。
最后，时序的结构性。
在短期内，这些政策可能通过减税和放宽监管等手段刺激企业投资和消费支出，从而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。然而，从长期来看，这些政策的内在矛盾性，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性问题积累。
以我为主，随机应变
面对特朗普政策的非对称性影响，中国可以采取相应的结构性应对策略。
其一，对内，坚持“以我为主”。
中国将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目标，始终保持独立自主。特朗普政策的直接影响集中在美国的货币、财政、外交和贸易政策领域，而对中国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间接层面，主要通过美国经济变化的传导渠道影响中国，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方向。
其二，对外，随机应变。
特朗普政策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更具弹性的应对方式。在贸易上，中国可采取多边与双边并行的策略，积极深化区域合作。通过强化与欧盟、东盟等地区的合作，以及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，拓展新的市场和合作领域，维护供应链稳定性，确保产业链安全，以应对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。
（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，徐婕系工银国际经济学家，周烨系工银国际宏观分析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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